陳以聖■譯 / 原載：κrazian
音樂究竟是甚麼？它是怎麼來的？為何有些聲音安排就能感動人，而別的，比方說狗吠或煞車聲，則引起不快？對我們某些人而言，研究這些問題，正是他們大部分的工作內容所在。但是，對其他人來說，一想到要如此解構分析音樂，簡直就像拿哥雅的畫布來研究其化學組成，卻無視於畫家意圖創造的藝術，真是褻瀆得可以。
不過，牛津歷史學家馬汀·坎普(Martin Kemp)卻對藝術家和科學家的相似處做過觀察：藝術家多半稱他們的作品為「實驗」，透過不斷的設計與嘗試，來探索一個人們普遍關心的主題，或者表達一個觀點。我的同事兼好友威廉·佛德·湯姆笙(William Forde Thompson，多倫多大學的音樂認知科學家，同時也是作曲家)對此有所補充。他認為，無論是科學家或藝術家，其工作都會經歷相似的幾個階段：首先是創意與探索的「腦力激盪」階段；接著是採用一些固定程序，以持續測試並改進原先想法的階段。在後面這個階段，為了解決問題，往往需要創新。藝術家的工作室和科學家的實驗室，也有許多相似之處：他們都有不少案子同時進行著，或快或慢，但是都還未完成；他們都需要特殊工具，而其成果(不像吊橋的完工立面，或是銀行每天關帳後的結算，那麼明確)，則端看你如何解釋它。
藝術家和科學家都必須忍受別人對自己作品千奇百怪的詮釋，以及再詮釋。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工作一樣，終極目標都是追求一個「真」字。但是雙方陣營都明白，真理的本質是相對的，也是善變的，完全視觀點而定。況且，今日為真，明天也許就證明為偽，或變成遭人遺忘的藝術品。我們只需看看皮亞傑(Piaget)、佛洛伊德(Freud)和史金納(Skinner)等心理學大師的例子，就能夠了解：曾經盛極一時的理論，如何全然遭到推翻(或至少巨幅跌價)。在音樂界，許多演唱團體也曾過早受到吹捧，號稱將名垂青史：譬如廉價把戲合唱團(Cheap Trick)就被說成是「新披頭四」；《滾石搖滾音樂大百科》也曾經用和 U2 一樣的篇幅，來介紹亞當和螞蟻樂團(Adam and the Ants)。人們也曾經難以想像，保羅·史都基(Paul Stookey)、克里斯多夫·克羅斯(Christopher Cross)或是瑪莉·福特(Mary Ford)這些紅星，將來會有一天沒甚麼人聽過他們。
藝術家作畫或作曲的目的，並非傳達絕對真實，而是真實的一個面相。有幸而得以成功，便能跨越不同的環境、族群與文化，不斷的觸動人們內心。就科學家而言，理論的目的只是要表達一個「當下的真實」，以取代一個過去的真理；同時，也準備隨時被另一更新的真理替換掉。因為，科學就是如此進步的啊！
音樂在所有人類活動當中，之所以特別醒目，在於其普遍與久遠。自有歷史以來，從沒有一個文化在任何時期是完全沒有音樂的。我們發掘出來的一些最古老的器具，正是樂器：骨笛，以及用樹枝撐開獸皮所製成的鼓。當人們因著各式各樣的理由聚集時，總是伴隨著音樂：婚禮、喪禮、大學畢業典禮、士兵們開往戰場、運動競技場、鎮上的夜晚、頌禱、浪漫的晚宴、母親哄嬰兒入睡，以及大學生讀書時放的背景音樂。音樂一向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，現代的西方國家如此，較原始的社會更是如此。在歐美文化中，演奏者與欣賞者成為兩類截然不同的人，是晚近才發生的事情，也就是大約近五百年來，才變成這個樣子的。世界上其他的文化也好，歷史上大部分的時間也好，「產生」音樂是那麼的自然，就好比呼吸和走路一般，而且，每個人都參與其中。專供演奏的音樂廳，是最近幾世紀才有的東西。
人類學教授吉姆·佛格生(Jim Ferguson)是我打從高中就認識的。他是我見過最風趣，最犀利的人了。不過，他人很木訥，我還真搞不懂他是怎麼教課的。他念哈佛時，為了博士論文，跑到賴索托做田野調查。賴國是一個小國，完全被南非包夾在中間。他就在那兒做研究，和當地村民相處，靠著耐心贏得他們的信賴。可是有一天，村民們邀他歌唱同樂。理所當然的，Jim 客氣推辭了一番，陪笑道：「在下不善歌唱。」這說的倒也是實話，我以前和他一起參加學校的樂團，他一直都是很優秀的雙簧管手，可是唱歌，我可就不敢恭維了。村民們對他的反應，都感到困惑難解。索托人覺得，唱歌乃是每人每天的尋常活動，不管男女老幼都一樣，怎麼會是特定少數人的專利呢？
西方的文化，甚至語言裡頭，都將專業的表演者，如亞瑟·魯賓斯坦(Arthur Rubinsteins)、艾拉·費茲傑拉(Ella Fitzgeralds)、保羅·麥卡尼(Paul McCartneys)，和我們其他人區隔開來。我們「這些其他人」花錢，去聆聽「那些專業人士」提供的娛樂。吉姆君頗有自知之明，覺得自己不是唱歌跳舞的料兒，他打心底認定，膽敢公開表演的人，一定是自認為有兩把刷子的人。村民們瞪大眼睛，問道：「你不會唱歌？那是甚麼意思？你總會走路吧？」吉姆後來告訴我：「他們驚訝的程度，著實不下於聽到我說不會走路，或跳舞，卻擁有一雙好端端的腿。」唱歌跳舞，原是不著痕跡、融入每個人日常生活當中、極其自然的活動。在賴國的語言裡，ho bina (唱歌)，就像世界上許多的語言一樣，也意涵跳舞，兩者之間並沒甚麼分別，因為他們習慣一邊唱歌，身體也一邊跟著起舞。
幾個世代以前，那時電視還沒有發明，很多家庭都會圍坐在一起，演奏音樂自娛。如今，大家都很強調演奏技巧，對於一個音樂家是否「夠格」為大家演奏，也變得很挑剔。在這樣的文化當中，「演奏音樂」已成為少數人的專利，我們這些「其他人」只有「聽」的份。
在美國，音樂產業非常龐大，雇用了數十萬名員工。每年，單單音樂專輯的銷售額，就達到三百億美元。這還不包括：演唱會的門票收入；遍布北美，週末晚上餐廳駐唱的數千個樂團；以及透過 p2p (點對點網路)下載共享的 mp3 音樂(2005 年統計達三百億首次)。美國人花在音樂上的錢，超過花在性事，或購買處方藥上面的錢。如此瘋狂的消費規模，我想大部分的美國人應該都夠格稱為專家級的音樂欣賞者。
我們都有本事聽出別人唱錯了，能夠搞清楚我們喜歡的音樂類型，有辦法記得住數百首歌曲，也都會準確的踩著音樂的節拍(別小看，它牽涉到複雜的輕重音擷取，光這招就考倒了大部份的電腦)。
我們究竟為什麼聽音樂？甚至還願意花大錢去聽？隨便兩張音樂會的票，就可以超過四口家庭一個禮拜的吃食開銷；買一張 CD 的錢，可以拿去買一件像樣的襯衫，也可以換八條土司，或用來付一個月的電話基本費。因此，明瞭我們為何喜愛音樂，以及如何深深受其吸引，想必可以一窺人性的本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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