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以聖■譯 / 原載：κrazian
母親是位小說家，每天都窩在客廳角落寫作。晚餐前，她會彈一小時的鋼琴。父親是個生意人，每週工作八十四小時，其中的四十小時，是傍晚和周末在家中的辦公室度過的。不脫生意人的本色，他決定和我打個商量：他願意買一付耳機送我，但我必須保證，凡是他在家的時候，我聽音樂都必須戴著它。沒想到，那付耳機竟然從此改變了我聽音樂的方式。
當時我所接觸到的新音樂，都正開始嚐試「立體聲」新科技。我花了數百美元買的組合音響所附的喇叭，實在不怎麼動聽。現在我用耳機聽見的豐富層次，也就是樂器的左右方位和前後距離(迴盪)所產生的空間感，以前可從來都沒聽見過。從此以後，聽唱片對我而言，就再也不只是聽一些歌曲而已了，它還包括仔細的品嘗「聲音」本身。耳機開啟了一個絢爛的音色世界，一個具有細微變化與豐富細節的世界，遠超過和弦、旋律、歌詞或歌手的唱腔所能帶給你的感受：清水樂團(Creedence) 的「綠色河流」所渲染的濕潤氛圍；披頭四合唱團(the Beatles)「大地的兒女 」(Mother Nature's Son)所富有的開闊田園氣象；卡拉揚(Karajan)指揮的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，微弱的雙簧管所營造的古老大教堂(那種只用木頭和石材打造的教堂)氣氛。你會覺得聲音瀰漫在四周，包裹你整個人。有了耳機，聆聽音樂變得非常個人化；突然間，音樂不再是耳朵外面的東西，而比較像是直接從腦袋裡產生的。這種強烈的內在連繫，終於驅使我走上錄音師和唱片製作人的音樂之路。
多年以後，保羅·賽門(Paul Simon)也告訴我，他一直以來所追求的，不過就是「聲音」罷了：「我聽自己的唱片，整付心思都圍繞在聲音本身，而不是和弦或歌詞。整體的聲音，才是我對任何音樂的第一印象。」
自從那次在大學宿舍的「火燒喇叭」事件後，我就輟學了。我加入了一個搖滾樂團。我們的表現不錯，還能在加州一間擁有二十四音軌設備的錄音室灌唱片。錄音師馬克·尼德罕(Mark Needham)很有天分，他後來還幫克里斯·艾塞克(Chris Isaak)、糕餅合唱團(Cake)以及佛利伍·麥克合唱團(Fleetwood Mac)錄製了不少熱銷唱片。馬克和我很投緣，大概因為只有我一個人，會在錄音告一段落的時候，進控制室去聽聽看錄音效果。其他人在休息時，對於「high」一下比較有興趣。馬克當我是個製作人，儘管我當時連製作人是甚麼玩意兒都搞不清楚。他問我，希望自己的樂團做出甚麼樣的感覺。他教導我，不同的麥克風對聲音的表現影響有多大，甚至連麥克風擺放的位置，都至關重要。起初，我不完全聽得出他所謂的差異，他便指點我一些聽的竅門：「注意聽，當我把麥克風靠近吉他音箱的時候，聲音會變得較飽滿、圓潤，也比較均勻。可是當我把麥克風挪遠一些，會有一些室內的聲音跑進去，因而創造出空間感；雖然這麼做你會損失一些中音域。」
我們的樂團漸漸在舊金山闖出了小小的名氣，地方性的搖滾電台也播放著我們的唱片。可是，好景不常，隨著吉他手經常鬧自殺，主唱又染上吸食一氧化氮(一種興奮劑)的怪癖，並不時拿刮鬍刀割自己，於是，我們樂團就垮了。拆夥之後，我接了幾個樂團製作人的工作。我學著聽一些以前不曾聽出來的東西：像是不同麥克風之間的差異，或甚至不同品牌錄音帶之間的區別(比如說：Ampex 456 的帶子在低頻顯著的突出，而 Scotch 250 在高頻則特別明晰，另外 Agfa 467 的錄音帶在中頻表現特別亮麗等)。
我逐漸掌握了聽的訣竅。要我用聽的來分辨那是甚麼帶子：是 Ampex，還是 Scotch，抑或是 Agfa，簡直就像分辨蘋果、梨子和柳橙一樣的容易。後來，我又和許多優秀的錄音師共事過，比如曾經和法蘭克·辛納屈(Frank Sinatra)與巴比·麥菲林(Bobby McFerrin)合作過的蕾絲莉·安·瓊斯(Leslie Ann Jones)，還有和芝加哥、珍妮絲·賈普林(Janis Joplin)合作過的弗烈得·凱特羅(Fred Catero)，以及和約翰·佛格堤(John Fogerty)與死之華合唱團(the Greatful Dead) 合作過的傑弗瑞·諾曼(Jeffrey Norman)等等。儘管我身為一個製作人，照理說，應該是掌控一切的角色，但我面對他們時，總是戰戰兢兢，極為謙遜。有的錄音師會在他們工作時，讓我坐進去旁聽。他們錄音的對象包括紅心合唱團(Heart)、旅行者合唱團(Journey)、山塔那(Santana)、惠妮·休斯頓(Whitney Houston)以及艾瑞莎·弗蘭克林(Aretha Franklin)等知名藝人。我從中學習到的東西，真是一生受用不盡：看著他們如何和藝人互動，聽他們談論某一段吉他在詮釋上的一些精妙細微處，或如何表現一段歌聲。他們也會討論歌詞的音節，並從十幾種不同的表演方式當中推敲、選擇。他們的耳朵真是好得不像話；到底他們是怎麼訓練的？為什麼我們凡夫俗子就是做不到？
和一些不知名的小型樂團合作時，比較有機會認識他們的錄音總監和錄音師。多虧這些良師益友，我才能持續的精進。有一天，一位錄音師沒來，我就下場幫卡洛斯·山塔那(Carlos Santana)剪輯了一段。還有一次，偉大的製作人珊蒂·帕爾曼(Sandy Pearlman)中午休息外出用餐，我留下來代打，幫藍牡蠣合唱團(Blue Oyster Cult)完成歌唱的部分。那段時期真是忙得不亦樂乎，不知不覺間，我在加州製作唱片的時間也已超過了十年。期間我有幸能和不少著名的音樂家合作。當然，我也和數十位默默無聞的藝人合作過，其中不乏才氣橫溢之人，他們卻都沒能成功。我開始思考，為什麼有的人可以成為家喻戶曉的大明星，而其他的人卻很快就被人們遺忘？同時，我也納悶，為什麼有人信手拈來就是音樂，而有的人絞盡腦汁就是弄不成像樣的曲調？創造力到底從何而來？為什麼有的歌曲如此動聽，有的卻讓人興趣缺缺？此外，那偉大的音樂家和錄音師才具備的出眾感知能力，在這當中是否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？
滿腦子的疑問，促使我決定重返校園。製作人的工作並未中斷，只是每週抽空兩次，和珊蒂·帕爾曼一同開車到史丹福大學，去上卡爾·普里布蘭姆(Karl Pribram)開的神經心理學課程。我發現心理學的確可以解答一部分疑惑，特別是關於記憶、認知、創造力方面的問題，以及這一切的基礎—我們的腦袋。不過，上完課後，就像大部分的科學帶給你的感受一樣，在追尋答案的過程中，卻產生了更多疑問。每一道新的難題，都啟發著心靈，讓我對音樂的複雜性、這世界以及人類的經驗，有著更深一層的領略。誠如哲學家保羅·丘其蘭(Paul Churchland)所說的，綜觀吾人所知的人類歷史，人們一直試圖理解這個世界。在過去短短的兩百年當中，求知慾已經解開了許多大自然的秘密：舉凡時空的結構，物質的連續性，能量的諸多形式，宇宙的起源，透過 DNA 所看到的生命本質，以及直到 2003 年才完整定序的人類基因圖譜皆是。然而，有個謎團一直懸而未決，那就是人腦的奧秘：思想和情感是如何產生的？希望和慾望呢？愛和美感的經驗？更別提舞蹈、視覺藝術、文學和音樂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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